查看 巫老师 所有文章 
标题：毛主席在人生低谷时，是如何做的 文章类别：爱我中国
谨以此文怀念我们的领袖。陈毅曾经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侮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过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931年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斯大林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学生王明担任我党的一把手。除了王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三人，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卢福坦后来叛变，王明、博古、张闻天出自同一师门，他们的老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于是他们几个人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教条的认为中国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先武装夺取中心城市，才能夺取全国的政权，进而对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一概予以排除和打击。
毛泽东，这个被博古视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的人，当然在排斥打击之列。1931年底，王明派博古到瑞金主持工作，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也称赣南会议。会上指责毛泽东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甚至骂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这不仅是个人感情问题，而且是方向、路线和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到了1932年10月，更大的挫折来了。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主席选下了台。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南昌，毛泽东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打不得，然后让打赣州，毛泽东又认为赣州铜墙铁壁也打不得。共产国际觉得给你面子你还不要，那你就一边玩去吧，于是让他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1933年1月，博古一行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呢？
1931年到1934年，四年时间，是毛泽东难熬的日子。他在延安时，曾经轻描淡写地对人讲，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儿日子。毛泽东所受的苦，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只能从他乐观豁达的回忆中感受一二。他这样回忆道。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在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以上所述的这件事，其实不是毛泽东的第一次人生低谷，而是第三次。毛泽东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一样的是，他既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也没有留学苏联，而是选择留在国内做工作。他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梨出洋两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依旧是莫名其妙。学知识，特别是人文社科，其实真的没必要非得出国，更何况连普通话也夹杂着浓重乡音，要将thankyou very much标注为三块肉为你吃才能勉强开口的。毛泽东出国了，又能学到什么东西呢？但是交朋友，特别是和牛人朋友一起出国，就不仅仅是学知识这么简单了。正如现在很多家长挤破脑袋也要送孩子读名校一样，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主要的不是想让孩子学知识，他们看重的是孩子在名校混个圈子，积累人脉。毕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师兄弟。而王明、博古、张文天、王稼祥、杨尚昆、李竹生、乌兰夫等都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读同样的书，唱同样的歌。长此以往，从个人的感情出发，毛泽东不可避免的容易陷入被孤立的状态。而毛泽东偏偏不服气，认为共产国际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将红军带歪了，将会葬送中国革命。
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就对毛泽东不爽了。1927年秋收起义，原计划攻打长沙，而毛泽东却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曲秋白知道后。很不高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会议决定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当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免去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职务。以上是毛泽东的第一次人生低谷，郁闷了一个月，终于见到了中央文件，原来不是开除他的党籍，只是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所以又恢复了他的党代表职务。1929年5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期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有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的问题。一些出身旧军队的指挥员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并不清楚党究竟该如何领导军队，习惯于长官说了算，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感到不太适应，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管得太多，权力集中。还有一些军官的流寇思想比较严重，认为老子打仗拼了命，拿点东西怎么了，对党的政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什么的不太理解。1929年6月，没有经过改造的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并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调了前敌委员会书记。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被下级夺了权。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参加会议。毛泽东回信说，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因为这封信，毛泽东再次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邀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了。战友们见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面色蜡黄，脚和肚子都浮肿起来，高烧不退，上吐下泻，病得很厉害。国民党媒体这个时候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专门补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对于毛泽东还做出了如下的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离开红四军的140天，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二次低谷，不仅落选前委书记，失去军事指挥权，又受到病痛的折磨，可谓身心交病。其实，毛泽东的日子从来就不是什么岁月静好。一个湖南乡里人，20岁到长沙求学，几年后又到北京，成为了北漂。没有名气，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房子。他在老师的推荐下到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一个月工资八元。为了省钱，他和七个人合租在所谓的棺材房里，大家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次翻身还要提前警告一下身边的人。
这些年，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的是毛主席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因为对前来找书的傅斯年照顾不周，挨了傅斯年一记耳光。这件事无从考证，但是从他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确实很艰辛，他这样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通过往来。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性命，可是他们大多数人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的名字，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一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革命，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打击。1928年井冈山上被误开党击，1929年在福建龙岩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1931年到1935年初，长征前后丧失了党权、军权，成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八年，正值毛泽东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击外，生活上筚路蓝缕，加上又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和肺病，不可谓不贫病交加。面对这一次次的人生低谷，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那么，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呢？他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硝烟弥漫的激战前线，不露声色地从事着苏区社情民意的调查研究，首部诗卷地研读马列著作。实事求。次的总结对敌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些，周恩来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面对挫折，毛泽东不仅有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在努力的争取他人的支持。比如张闻天，他是当时党内的二把手，也是博古的校友加老乡，也曾经跟随博古狠狠的批判过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张闻天与博古、里德产生分歧，也被踢出了权力的核心圈。毛泽东不计前嫌，和他聊文学，谈思想，张闻天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比如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在一次反围剿失利中，他被敌人的炸弹炸烂了肚子，到后方祝愿跟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敌人。他凶残教育了年轻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们，用炮弹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实事求是，而毛泽东也用行动告诉世人什么叫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谁能够想到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能成为最勇敢的支持者呢？王家祥在宁都会议上是这么表态的，我和毛并非旧教，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于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面对挫折，毛泽东不仅没有消极沉沦，而且求学若渴。他后来回忆到，一些吃过羊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统统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像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候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工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这么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有教育，有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是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确实啊，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正如毛主席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他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是毛主席的讲话，也是他的心态的写照，更是他在低谷时期的选择。我想，这应该也是毛主席成为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1年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斯大林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学生王明担任我党的一把手。除了王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三人，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卢福坦后来叛变，王明、博古、张闻天出自同一师门，他们的老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于是他们几个人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教条的认为中国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先武装夺取中心城市，才能夺取全国的政权，进而对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一概予以排除和打击。
毛泽东，这个被博古视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的人，当然在排斥打击之列。1931年底，王明派博古到瑞金主持工作，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也称赣南会议。会上指责毛泽东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甚至骂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这不仅是个人感情问题，而且是方向、路线和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到了1932年10月，更大的挫折来了。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主席选下了台。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南昌，毛泽东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打不得，然后让打赣州，毛泽东又认为赣州铜墙铁壁也打不得。共产国际觉得给你面子你还不要，那你就一边玩去吧，于是让他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1933年1月，博古一行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呢？
1931年到1934年，四年时间，是毛泽东难熬的日子。他在延安时，曾经轻描淡写地对人讲，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儿日子。毛泽东所受的苦，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只能从他乐观豁达的回忆中感受一二。他这样回忆道。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在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以上所述的这件事，其实不是毛泽东的第一次人生低谷，而是第三次。毛泽东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一样的是，他既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也没有留学苏联，而是选择留在国内做工作。他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梨出洋两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依旧是莫名其妙。学知识，特别是人文社科，其实真的没必要非得出国，更何况连普通话也夹杂着浓重乡音，要将thankyou very much标注为三块肉为你吃才能勉强开口的。毛泽东出国了，又能学到什么东西呢？但是交朋友，特别是和牛人朋友一起出国，就不仅仅是学知识这么简单了。正如现在很多家长挤破脑袋也要送孩子读名校一样，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主要的不是想让孩子学知识，他们看重的是孩子在名校混个圈子，积累人脉。毕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师兄弟。而王明、博古、张文天、王稼祥、杨尚昆、李竹生、乌兰夫等都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读同样的书，唱同样的歌。长此以往，从个人的感情出发，毛泽东不可避免的容易陷入被孤立的状态。而毛泽东偏偏不服气，认为共产国际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将红军带歪了，将会葬送中国革命。
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就对毛泽东不爽了。1927年秋收起义，原计划攻打长沙，而毛泽东却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曲秋白知道后。很不高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会议决定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当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免去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职务。以上是毛泽东的第一次人生低谷，郁闷了一个月，终于见到了中央文件，原来不是开除他的党籍，只是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所以又恢复了他的党代表职务。1929年5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期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有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的问题。一些出身旧军队的指挥员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并不清楚党究竟该如何领导军队，习惯于长官说了算，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感到不太适应，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管得太多，权力集中。还有一些军官的流寇思想比较严重，认为老子打仗拼了命，拿点东西怎么了，对党的政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什么的不太理解。1929年6月，没有经过改造的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并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调了前敌委员会书记。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被下级夺了权。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参加会议。毛泽东回信说，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因为这封信，毛泽东再次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邀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了。战友们见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面色蜡黄，脚和肚子都浮肿起来，高烧不退，上吐下泻，病得很厉害。国民党媒体这个时候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专门补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对于毛泽东还做出了如下的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离开红四军的140天，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二次低谷，不仅落选前委书记，失去军事指挥权，又受到病痛的折磨，可谓身心交病。其实，毛泽东的日子从来就不是什么岁月静好。一个湖南乡里人，20岁到长沙求学，几年后又到北京，成为了北漂。没有名气，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房子。他在老师的推荐下到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一个月工资八元。为了省钱，他和七个人合租在所谓的棺材房里，大家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次翻身还要提前警告一下身边的人。
这些年，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的是毛主席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因为对前来找书的傅斯年照顾不周，挨了傅斯年一记耳光。这件事无从考证，但是从他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确实很艰辛，他这样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通过往来。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性命，可是他们大多数人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的名字，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一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革命，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打击。1928年井冈山上被误开党击，1929年在福建龙岩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1931年到1935年初，长征前后丧失了党权、军权，成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八年，正值毛泽东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击外，生活上筚路蓝缕，加上又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和肺病，不可谓不贫病交加。面对这一次次的人生低谷，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那么，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呢？他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硝烟弥漫的激战前线，不露声色地从事着苏区社情民意的调查研究，首部诗卷地研读马列著作。实事求。次的总结对敌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些，周恩来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面对挫折，毛泽东不仅有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在努力的争取他人的支持。比如张闻天，他是当时党内的二把手，也是博古的校友加老乡，也曾经跟随博古狠狠的批判过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张闻天与博古、里德产生分歧，也被踢出了权力的核心圈。毛泽东不计前嫌，和他聊文学，谈思想，张闻天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比如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在一次反围剿失利中，他被敌人的炸弹炸烂了肚子，到后方祝愿跟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敌人。他凶残教育了年轻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们，用炮弹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实事求是，而毛泽东也用行动告诉世人什么叫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谁能够想到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能成为最勇敢的支持者呢？王家祥在宁都会议上是这么表态的，我和毛并非旧教，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于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面对挫折，毛泽东不仅没有消极沉沦，而且求学若渴。他后来回忆到，一些吃过羊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统统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像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候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工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这么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有教育，有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是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确实啊，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正如毛主席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他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是毛主席的讲话，也是他的心态的写照，更是他在低谷时期的选择。我想，这应该也是毛主席成为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章来自静思有我老师
发表人：巫老师
发表日期：2023-12-14
阅读数：227